2021年4月9日，备受社会关注的“人脸识别第一案”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判决，二审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增加宣判被告删除原告郭某办理指纹入园年卡时提交的指纹识别信息。
该案看似一起普通的民事诉讼案件，但因此案与人脸识别技术运用的边界问题存在关联，被外界称为“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本案审理，是关系我国对公民个人生物信息进行司法保护，意义重大。该起案件纠纷争议起于2019年4月，郭某购买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双人年卡1张，并录入指纹入园，但郭某却在2019年7月和10月意外收到园方的短信通知，内容显示为年卡用户入园方式已由指纹识别统一变更为人脸识别，要求激活人脸识别。作为浙大法学博士郭某出于职业本能反应对动物世界收集使用人脸信息的合法性、安全性和隐私性问题作出质疑。如果游客不按照规定办理，将无法入园，非常不合理。郭某想让园方退卡，但双方协商无果，郭某以侵犯隐私权和服务合同违约向法院起诉。这桩案子虽说是服务合同纠纷，但争议焦点却是在经营者擅用“人脸识别”的合法性上，因人脸涉及个人权益，也因此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人脸即个人的面部特征，是最具有明显的个人生物特征的识别信息，应当属于公民的信息权范畴。根据我国2022年11月1日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负责，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所处理的个人信息的安全。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判决消费者胜诉，只是原告郭某一个人的胜利，并不是对人脸识别的绝对抵制。杭州中院的最终宣判，只是判定野生动物园单方面修改合同内容并未获得对方同意从而构成违约。但关于人脸识别运用本身，法院明确表示“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指纹识别、人脸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其行为本身并未违反前述法律规定的原则要求”。野生动物园出于管理需要应用人脸识别，并不违法。本案被告并未收集也没有使用游客个人信息，仅仅是通知原告说我要收集要使用而已。然而，作为普通消费者，也只是质疑野生动物园刷脸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当今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广泛使用于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如从刷脸支付、刷脸打卡、刷脸登录到刷脸进站，扑面而来的刷脸时代，让人们发觉到高科技的便捷。但是，很多人对自身遭遇到的或是身边发生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也不少见，并不是所有的普通民众，都能像法学博士郭某一样具有法律常识和魄力为维权而选择挺身而出。被动接受人脸信息录入，这是当前大部分普通人面临的隐私窘境。严格来说，人脸识别自身的优势和便利，不可能都会让所有人做出妥协。只不过出于社会组织机构号召力的影响下，个体的自主选择性被不断缩小，从而无奈被迫接受。人脸识别技术的规范运用，才能更好地保障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这种具有唯一性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一旦被泄露被不怀好意的人非法利用牟利，将对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害。因此，个人信息处理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以便捷为名，行滥用之实，而应该具有明确、合理的使用目的，并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并采取措施保障所处理的个人信息的安全。
不可否认，人脸识别技术本身的价值和优越性极大。但同时也该看到，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没有绝对的保障，我国2022年11月1日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章虽然对于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列出明确的保护要求，但目前国内相关制度设计的不完善并不能对人脸识别技术的运用形成有效制约。技术进步作为一种发展趋势，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人脸识别技术并非非禁不可，不过反观现状“人脸识别第一案”引起社会民众共鸣，切实反映了社会各界担心人脸识别技术背后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国家在支持技术发展的同时，仍旧需要解决人们最担忧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安全，二是隐私保护。 首先，安全方面，人脸识别技术是否成熟到满足需求又风险可控的程度，相关部门是否有构建完善可行的信息保护机制足以应对各种安全问题。
其次，隐私方面，这也是目前人脸识别技术最受争议的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个人信息处理者是否会基于正当合法的目的妥善处理我们的信息？信息采集后的使用范围和边界，如何合理界定？另外，正如这起案例中，郭某的追问：“你采集我的隐私，如果发生信息泄露谁负责？”也暴露大众对目前人脸识别相关的储存标准和数据管理规范并未完善建立的隐忧。 人脸识别的初心是让科技服务生活。“人脸识别第一案”的终审判决已然表明法律态度，既要支持技术发展和应用，也要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只有平衡好两者间的界限，人脸识别技术在各种使用场景中，才能真正让用户感到安全和放心。由此案唤起全社会在推进技术进步的同时更要关注个人信息的保护，这才是这个案件带给我们的启示。